一份万历年间的殿试状元卷：谈了什么，漏了什么？

网上流传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份状元卷子，不过大多数人关注的重点不是卷子的内容，而是那一手漂亮清秀没有涂改的字迹。我专门找来原文和译文看了一下，整体还不错，放在今天也算是一篇不错的论文。

题目是万历皇帝亲自出的殿试题目“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”，就是考察一下考生治理国家的见解，给我这个当皇帝的提提建议，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。

(相关资料图)

这位后来被点了状元的赵秉忠胸有成竹，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。卷中既充分强调了提高和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性，也提到了“君权天授”皇帝权力来源的合法性，还提到了识人用人、教育吏治、国防司法等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。

最后一段总结陈词，不忘告诫万历“人在做，天在看”，不要以为你贵为天子，做了错事就没人知道，不会受到惩罚，其实地下凡人和上天神明都盯着您呢。法律的设立是“替天行道”，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就兴起或革除。简而言之，即便是贵为天子，也不能乱来。

明财政危机与张居正改革

这份状元答卷写下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，公元1598年。众所周知，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始就施行重农抑商，高举农业、蔑视贸易、实施海禁。不仅对外没有贸易，对内也不给自由，把人和职业、居住地“锁死”，生下来干啥就只能干啥。就这样，朱元璋硬生生把唐宋元时期积累起来的商业经验和商业精神废弃了。

这就导致明朝财政严重依赖土地，缺乏更具弹性的税收来源，也就使得朝廷收入也只能“靠天吃饭”，缺乏扩张性。过于依赖土地和粮食的财政制度，需要借助严格的户籍和土地清查制度，却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，变成了“空头支票”无法兑现。到了明朝中后期，户籍与土地已经是一本糊涂账，使得明政府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。继任的皇帝也很难受，接手的基本都是烂摊子，想进行改革却又受制于“祖训”。

到了万历年间，情况更加糟糕，并没有什么好转。只不过，公元1572年，万历登基时只有十岁，所以这一时期造就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时代。他同样面临巨大的财政问题，官员冗余、效率低下，明太祖制定的户籍和土地制度已然失效，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被隐藏起来、收不到税，朝廷入不敷出已是常态。

张居正厉行改革，暂时改善了政府财政状况，但他所做的努力也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最后只不过是提高了征税的效率。他推行的“一条鞭法”，本质上是在摸清全国土地数据之后，把包括劳役在内的所有税额都加起来，再根据每家土地的大小摊派下去。这一做法简化了纳税手续，加之确定了以货币收税的原则，便于征收税赋，但实际上并未减少民众的税收负担。

张居正的财政措施，的确大大增加了明政府的财政收入。但是究其根本，这种增收是通过压榨民间社会的税基来完成的。因为他的改革措施并没有给民间松绑，并没有释放经济活力，所以张居正所谓的改革注定无法持续下去。万历只能说是在张居正的辅佐下，勉强维持。

万历财政恶化

万历二十年（公元1592年），也就是在这份状元答卷的前六年，宁夏发生叛乱，万历的平叛军事行动花费白银一百八十万两。而同一年，日本人丰臣秀吉入侵朝鲜。明政府出兵相助，大约花费七百八十万两白银。万历二十八年，也在这次殿试的两年后，苗疆土司杨应龙叛乱，明政府出兵镇压花费白银两百万两。除此之外，明朝皇室的花费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根据当时户部的计算，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一百万两，而且是年年赤字。

再往后的万历四十四年（公元1616年），满洲部落崛起，并迅速让东北局势恶化，近辽东边境的军饷就增加了三百万两。此时国库已经空虚，只能实施更加严苛的税收。张居正之前，因为土地账目模糊，民间还有一定逃税机会，留下一定生存空间。而张居正改革之后，土地信息清晰可查，皇帝可以更方便地把征税任务层层摊派下去。于是留给基层的回旋余地更少了，民间的生存空间也就被进一步压缩。

本来经济贸易就不行，财政失衡进一步导致民间经济崩溃，最终超过了民间能够承受的“阈值”。民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要交税，于是纷纷起来造反。崇祯继位时，需要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大明王朝。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发动的民变，满洲的崛起与坐大，大明需要更多财政资金来支持军事行动。战乱丛生、国库没钱，兵部还在要求加税，经济进一步崩溃，最终陷入无可挽回的“死亡螺旋”。

从张居正到赵秉忠

有种说法是“明朝亡于万历”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，但并不全面。应该说，在明太祖朱元璋这里就种下了因。只不过到了万历这里矛盾集中爆发，万历本人也许曾经有过励精图治的想法，但在位四十八年，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，他并没有做出什么改变历史的大动作。相反，在他死后仅二十四年，明朝就灭亡了。

了解一下当时明朝以及万历的基本情况，抛开状元的主角光环，我们再来看这份答卷，赵秉忠非常强调思想认识，指出了治国安邦和人民幸福的正确目标，也指出了正确合理政策的重要性。但很遗憾，他并未提出更具洞察力的观察和思考，提到了方方面面，但大都停留在表面上的泛泛而谈，没有触及当时最为重要的财政问题及背后的经济问题。

张居正改革是非常表面化的，改革最重要的是释放民间的经济活力，而不仅仅提高征税效率。很遗憾，赵秉忠在张居正之后，并未洞悉这一点。这份状元答卷有其历史文物价值，却没有太多的思想文献价值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最终未能超越时代与环境的桎梏，也受制于士大夫昧于财政与经济“俗务”的惯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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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是之